美国学者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

原标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著作一览(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举办的“新时期与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副校长朱信凯介绍,“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作品

内容摘要:摘要:对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历来是美国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美国学者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美国中国学的走向和特点。美国学者在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方面成果丰富,政治人物传记和文化人物传记为两大支柱,人物传记研究亦为博士论文重要选题。从背景主轴分析,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大多出于对华发展战略和国家长远利益的现实考量,其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受学术思潮影响颇大,且撰写人物传记往往成为美国学者产生中国研究兴趣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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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history

[关键词]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学术积累;现实关怀;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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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物传记;研究;美国中国学;发展战略;美国学者;关键词;考量;批判;学术;思潮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聂锦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980.00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著述的精深解读而享誉国际学界、被哈佛大学哈桑教授称为“当今‘亚里斯多德学’世界第一权威”的陈康先生曾经立下宏愿:迟早有一天,“要让西方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为不懂中文而感到遗憾”!去年以来,德国好几位从事马克思文献和思想研究的专家在谈到一套用中文撰写的书时,多次生发出陈康先生当年所期待的那样的感叹。这令我蓦然感到:至少在马克思研究领域,陈先生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变为现实了!德国专家谈到的这套书,就是由聂锦芳教授主编、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推出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首先是来自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伊丽莎白·诺伊馆长的评论。由于这套书中的第1卷《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是聂锦芳教授2015-2016年应邀去特里尔访学时完成的,诺伊馆长事先对这套书的大致构思有所了解。但当聂锦芳教授作为2018德国“马克思年”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于2018年10月再赴特里尔参加相关活动,并将整套书送给博物馆时,巨大的篇幅、丰富的内容再加上考究的装帧还是令诺伊感到震撼。她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据我所知,这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马克思本人著作及其思想最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仅从每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详细目录的英文翻译就可以知道,作者对每一卷所涉及的马克思著作的解读是多么细致。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是用中文撰写的,所以我无法详细地了解每本书作者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谈及2018年世界范围内研究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时,诺伊只列举出两种:一种是德国米歇尔·海因里希教授所著《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另一种就是聂锦芳教授主编的这套书。艾尔伯特基金会波恩总部图书馆负责人彼得·多纳斯基教授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归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旗下的这个基金会。由于故居博物馆的面积有限,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所已经堆满各种图书资料,而在波恩总部图书馆不仅存放着大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而且设有专柜,集中收藏世界各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但其中中文书籍极少。所以,诺伊馆长在去波恩开会时将整套《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带去了,希望存放于此。多纳斯基教授收到此书后,看了详细的英文目录和内容提要,觉得“这项成果太重要了”,并马上安排工作人员编目。此后,他专门打电话给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梁镛教授,说:“没有想到,中国同行的研究已经如此深入和全面。可惜的是,我不懂中文,很为自己不能阅读该书的全部内容而感到遗憾!”多纳斯基除了让梁教授向作者表达感谢外,还特别邀请聂锦芳教授访问基金会。而对此书发表了更为细致的评价的还有两位重要专家,他们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伦敦笔记》部分的核心编辑成员埃亨弗里德·噶兰德教授和诺伊馆长提及的米歇尔·海因里希教授。这需要从我与他们的交流谈起。2018年9月到2019年3月,我作为交换生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我是带着研究马克思《伦敦笔记》的计划去德国的,所以首先去拜访的是熟悉《伦敦笔记》文献状况的噶兰德教授。他在两德统一前就任教于历史悠久的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并在该大学的MEGA2《伦敦笔记》编辑和研究小组中承担了重要工作,是受过极为严格训练的名副其实的马克思文献编辑专家。由于两德统一后高等院校的整顿,包括噶兰德教授所属的小组在内的许多MEGA2研究单位作为意识形态的“陈旧负担”被关闭或难以为继。噶兰德教授同许多研究人员在被解职后不得不另谋出路,他最终定居于德国中部的埃尔福特市,虽然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却从未放弃过马克思文献的编辑与研究工作。我从柏林出发,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大巴车程到达埃尔福特,受到了噶兰德教授的热情款待。他在家中向我展示了他多年来搜集的有关《伦敦笔记》的所有文献材料,数量种类之多令我震惊。不仅如此,教授谈起文本中的具体细节也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可以看出一位纯粹学者的高度专业素养。《伦敦笔记》的文献编辑是噶兰德教授的研究专长,但其实不限于此,他本人还写作过并指导过多位博士生关于《伦敦笔记》思想内容的专题研究。不仅如此,他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形成过程的相关研究也十分独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分享完我在整体梳理文本基础上的思想研究构想后,噶兰德教授表示大力支持,给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并饶有兴味地询问我以上想法从何而来。我便向他介绍了影响我这一思路的聂锦芳教授及其近期学术成果。当噶兰德教授了解到聂教授的学术主张和研究规划后,他意味深长地表示这即便对德国专家而言也是一个挑战极大的研究,为此他很感慨在中国有人如此重视利用他们的编辑成果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相比之下,他认为在这一方面德国和欧洲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得知12卷本丛书的出版后,他非常兴奋,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尤其是对12卷本中《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研究。由于时间匆忙,我根据国内的丛书出版报道临时口译了他所关心的部分目录和内容提要,他根据以上信息敏锐地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很可能是近年来突破甚至颠覆以往《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我与海因里希教授等专家在这方面的争论很多,而单从目录结构和内容提要上看,这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或任何一种既有的思路。我今年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如果成文会向同行提及这一成果。”说到此处,噶兰德教授耸了耸肩,无奈地表示他现在有既定的研究任务,所以无暇学习中文,只能期待这一丛书英文版或德文版的问世。他拜托我转达对聂锦芳教授的敬意和问好,并嘱我随时告知聂教授最新的研究进展,若有可能发给他一些介绍丛书的英文材料。噶兰德教授的态度和评价令我很受触动,带着许多思绪,我离开了埃尔福特。除文献编辑专家外,我还特别希望拜访作为《资本论》思想研究专家的海因里希教授。因为他是目前德国屈指可数的专门从事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曾经参加过MEGA2的编辑工作,还是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思潮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与其他MEGA2编辑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拘泥和停留于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更重视奠基于原始手稿基础上的思想研究,这从他多次再版的《价值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及《如何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述中可以看出。而在这一点上与聂锦芳教授的研究方式非常接近。海因里希教授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科技经济大学任教,为了撰写3卷本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即为其中的第1卷),他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在家投入研究和写作。我通过从网上搜索到的电子邮件地址与其进行联络,可能是由于他很少上网,起初联系不太顺畅,过了段时间才收到他的回复。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在柏林的家中做客,向我展示了他的所有藏书,并且针对我的论文选题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还推荐我去柏林一家藏书非常丰富的图书馆寻找文献。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向我介绍了其新的研究计划和工作进展。原来计划第1卷的内容是1818-1844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但由于要赶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出书,所以只好先将梳理完毕的1841年前的部分发表。目前他正在研究“《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材料,后续会继续处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海因里希教授对自己的这套丛书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待,为超越以往的马克思思想传记,特别在文献选择上下功夫。他不仅需要认真细致地处理包括书信和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的各类文本,还将与马克思发生过思想关联的人物著作、当时其他报刊杂志上的社会舆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文件档案以及19世纪各领域的历史文献等全部纳入到总体的考虑之中。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令他感到苦恼的地方在于,以上众多文献材料堆在一起,该如何统摄、解释、叙述和分析,让他颇费踌躇甚至一再延迟写作进度。听闻这一情况,我立即将聂锦芳教授主编的这套书介绍给他。他听后非常高兴,特别希望了解其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想看看作者们是怎么处理文献材料的。回到住地后,我与已经回国的聂锦芳教授联系,索要了12卷本的英文提要和目录,然后发给海因里希教授。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谨翻译如下:亲爱的陈栋: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内容目录和概述。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它们看起来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很多共同的意图,所以我特别想在我传记的框架设计中吸收这些著作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利用这些书——如果我要准确理解的话,只能用中文版。如果有全书的英文翻译,我很想尽快得到它。我还想与这套书的各卷作者交流。最衷心的问候!米歇尔·海因里希此后,海因里希教授在持续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同时,一直惦念着《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一书中与其相关的部分文献处理方式。2019年8月,这套书第12卷《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的作者王莅去柏林出席“新时代视域下的中德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研讨会,见到了与会的海因里希教授。他再次向王莅表达了对这套书的重视,特别赞赏聂锦芳教授对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历程的完整把握和全书整体结构的设计,说这对他之后的写作思路和框架有很大的启发。出生于1957年的海因里希教授还对在小他9岁的聂锦芳教授的悉心培育下,几位更为年轻的青年学者对马克思著述和思想的熟悉程度表示惊讶。此外,我看到了海因里希教授在这次研讨会上所作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写作中能否规避个人化的历史观》的报告内容,再比照聂锦芳教授在参加完德国“马克思年”活动后发表的文章《马克思研究如何面对历史和时代》和《追寻马克思的足迹》,可以看出德、中两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研究思路、风格、观点上的相通、类似和差异,真正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又相互启发、珠玉互鉴,共同点缀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百花园。当然,德国学者也不全是不懂中文,除了那些华裔教授,个别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也关注到这套书。比如,汉堡大学的阿德里安·克劳奇克在其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专门设计的一节《聂锦芳与文本学视角的马克思》、在其用英文发表的关于中国庆祝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综述中,都对这部书及其观点进行了讨论,将其视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之一。那么,德国的马克思专家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套书并不约而同地表示为不通中文而“深感遗憾”呢?可以这样说,《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是聂锦芳教授和受他的研究方式影响的几位青年学者在多年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和悉心解读内容基础上推出的重要成果。它选取了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真正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了起来。在12卷的篇幅中,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解读,探讨了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宗教氛围、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甄别了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通过对“巴黎手稿”的梳理,分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对“观念论”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了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探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1848-1852年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了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解读,甄别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透视了马克思晚年宽广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论和实践建构及其后续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在整套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逐渐摸索出一套具体的方法及其原则。诚如聂锦芳教授在该书完成后所悉心总结的:在研究中,我感到最困难的,并不是权威而完整的第一手文献的搜集,而是对这些文献的把握、理解和解释;我们不仅要还原马克思当年写作的原始情境、文献状况及具体内容,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框架”来统摄和清理大部分处于散乱状态的文献中的思想及其逻辑。很显然,这样的“框架”不能出自我们纯粹的杜撰,更忌讳用一种外在思路、观念和范式来强行套用。因此,鉴于马克思留存下来的文本及其表述方式的特殊性,一方面,我强调,精深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必须走向文本、文献学,而不能将其全部让渡给马克思手稿的辨认者、著作的编辑者和翻译者,因为思想阐释是对文献编辑成果进行的检验和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客观、准确和到位地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所以我不允许学生离开文本、文献的原始状况和具体内容抽象地讨论马克思的思想;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很多叙述非常散乱,观点也不甚系统和明确,可是其中无疑又蕴藏着极大的思想容量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并且构成其思想发展前后相续而又不断推进的序列。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反复研读这些文献、切实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解释“框架”来贯穿这些分散的材料,体悟、概括和分析其思想。很显然,这中间解读者主体性的发挥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我们的解释与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能够接通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理解了他——不仅仅限于他的观点,更包括他对观点的论证;不仅仅限于他定型、成熟的思想,更包括他“苦恼的疑问”、对自我的反省、理论的内在矛盾、开放的多元思路、多重的理论和实践效应。这真是发自肺腑的切身体会!只有在如此精深的研究中经历过类似的磨难和煎熬的人,才能体味和领悟其含义。分析至此,德国专家,特别是正在写作马克思思想传记的海因里希教授为什么极为重视这套丛书甚至为不懂中文而“深感遗憾”,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表明,在马克思研究中,虽然以德语为母语的研究者在搜集、阅读原始手稿的初期占有一定的便利和优势,但马克思思想世界的复杂、论证逻辑的曲折和理论结构的繁复并不会自动呈现在其面前。如果没有与研究对象相匹配的视野、思路及框架,没有深刻的体悟、把握和理解,同样不能作出准确、客观和到位的分析、阐释及评价。同样,即便是德国之外的学者,如果方向有远见,步伐迈得稳,功夫下得深,也能够有所作为。所以,研究对象及其原始文献对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具有几近同等的意义、难度和机会,不会特别眷顾谁,也并不天然排斥谁。无论是德国专家还是他国学者,如若不遵守基本的学术公度与规范,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扎实的积累和艰苦的探究,谁都不会取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我们知道,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园地,尽管前苏联和东德学者使用过“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等概念,但必须承认,是中国学者首次公开而明确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方向。黄枬森、庄福龄教授等筚路蓝缕,他们主持编写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奠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术的进展,8卷本在有关马克思的文献佐证、细节甄别、解释思路和框架设计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而《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是在20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文本个案的解读完成了对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意义的重新探究,它讨论的虽然只是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3卷的内容,但不仅以12卷本、600万字的总篇幅超过了前者全书,而且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梳理、分析和评论无疑都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可以说,这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进展。而对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研究来说,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本文开头提及的陈康先生当年的夙愿,赢得了德国学界的高度重视,为国际马克思研究贡献出了“中国的智慧”!

关注

[摘要]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学术水平逐渐提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此期间,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来源有所调整,在思想理论取向上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历史主义意识有所增强,愈益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在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也有新的尝试。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表明这个领域具有相当光明的发展前景。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举办的“新时期与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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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著作一览一文推送发出后,许多师友纷纷留言进行补充或者勘误,特致谢忱!特别感谢东北师范大学伍斌老师对2011年至2015年美国史学著作所作的详细补充!

[中图分类号]K092—74/76[文献标识码]A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副校长朱信凯介绍,“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作品,丛书的出版为审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程提供了一部资料翔实、脉络清晰、内容丰富的全景式著作,对于深刻理解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因何出发、如何行进、走向何处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期待丛书及后续作品能够在总结历史、启迪当下和开辟未来方面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张树军指出,这套丛书是党史工作者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份厚礼,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份责任担当。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史研究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丛书从中共党史视角全景式探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改革开放历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提供了一套生动的信史力作。

  摘
要:对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历来是美国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美国学者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美国中国学的走向和特点。美国学者在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方面成果丰富,政治人物传记和文化人物传记为两大支柱,人物传记研究亦为博士论文重要选题。从特点上看,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扎实严谨,注重传主思想的研究,注意东西方传记特点的比较。从背景主轴分析,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大多出于对华发展战略和国家长远利益的现实考量,其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受学术思潮影响颇大,且撰写人物传记往往成为美国学者产生中国研究兴趣的重要”突破口”。我们应以批判的眼光和立场看待他们的研究,借鉴其经验,推动中国21世纪人物传记研究的发展。

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感谢关注本号!

[文章编号]0583—021401—0030—20

中共党史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江介绍了丛书的策划、定位、出版过程与社会反响。杨凤城、罗平汉、邓纯东、李正华、齐鹏飞、程美东、肖贵清、王树荫、丁俊萍、齐卫平、陈金龙、杨德山、刘起军、胡映兰等党史党建学界专家围绕丛书的定位取向、编写体例、内容布局、写法特色、出版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高度评价了丛书的价值。大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以纵向历史回顾和横向核心专题为主要内容,具有主题鲜明、主线明确、脉络清晰、内容丰富、语言精练、体例得当等特点。丛书坚持史论结合,注重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兼具学术著作和教材读物的双重价值,是党史工作者献给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丛书,对于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推进这一历史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美国中国学 中国人物传记 中国史学发展

[1]黄仁伟著:《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趋于增多;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①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范畴。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美国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樊篱,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会上,与会学者还深入讨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如何深化及学科建设等问题。大家认为,中共党史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现实,拓展研究时段与范围,把改革开放史作为新时代党史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当前,改革开放史研究面临着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的重大机遇,同时在史料利用、理论发展、知识体系、研究队伍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未来的党史研究者迫切需要进一步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书写中的“时”与“势”、“史”与“论”、“改革”与“开放”、“纪念”与“研究”等关系,通过开阔视野、发扬优势、补齐短板,为繁荣发展党史研究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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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组织编写,靳诺、杨凤城担任丛书主编,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编写团队会聚13位中青年学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按照改革开放历史发展演进的阶段,分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和执政党建设等七个专题卷,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地回顾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历史气象与宝贵经验。丛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近日公开出版,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受到学界、媒体和读者广泛关注和欢迎。

[3]白建才主编:《美苏冷战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②,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③,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④。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作者简介

[4]白建才著:《星条旗下的荣衰》,西安:西安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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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华为 工作单位:

[5]吴金平著:《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①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98页。

[6]王立新著:《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原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l06页。

[7]资中筠著.:《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③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4——155页。

[8]任东来等著:《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④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100页。

[9]王岽兴著:《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学者的思考和写作,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①;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者“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难以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随着党和政府路线、方针的调整,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同时兴起。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最深,这时也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史学正常发展的大门。③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起到了某种保护和减压的作用。

[10]张涛著:《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中美关系与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人们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④。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11]李超民著:《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1933-1938)》,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人们普遍相信,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乃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种需要,对美国史、特别是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其目的就不再是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寻求理解,以增进交往。

[12]梁茂信主编:《美国社会发展与中美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意义同样深远。借助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外来资源。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学长期授课,对中国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从1987年开始,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13]李勇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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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宣著:《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①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5]任东来著:《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页。

[16]钱满素著:《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③参见洪认清:《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31——36页。

[17]梁茂信著:《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④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页。

[18]任东来著:《小视角下的大历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①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②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19]任东来等著:《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20]杨仕文著:《美国非工业化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③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21]万绍红著:《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目前,国内绝大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上一个世纪最初20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④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是经第一、第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去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一时少长成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22]赵学功著:《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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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谢国荣著:《民权运动的前奏——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黑人民权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①杨生茂:《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原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70页;杨生茂:《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原载《天津高教研究》1987年第1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89——294页。

[24]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②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

[25]高嵩著:《美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与培训政策(1945-196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③关于美国史及美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可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06页。

[26]张涛著:《孔子在美国:1849年以来孔子在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④参见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序”第1页;杨生茂:《探径集》,第1页。

[27]刘子奎著:《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在过去的30年里产生了一批数量颇为可观的论著。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①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美国史图书籍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②2001年以来约有七八十种。③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28]周琪著:《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但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④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⑤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29]姚绍华著:《美国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

这并不是说,30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整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和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平较高的领域。环境史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宗教史等领域,都有待进一步发展。⑥在政治史和外交史这些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如政治文化研究、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研究、文化外交研究,都萌生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30]张宏毅等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在专题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在出版后都得到了好评。

[31]朱明权主编:《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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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杜继东著:《美国对台湾地区援助研究:1950-1965》,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①1979——1989年的论文数量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列篇目统计;1989——2000的论文数量据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另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检索结果,2001——2005年的美国史论文达到600篇。

[33]杨卫东著:《信仰的构建与解读:宗教与美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②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8页;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95页。

[34]杨捷著:《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③据黄安年《1990——199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介绍,1979——1989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70部,平均每年15部;1990——1995年大陆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44部,平均每年24部。这两个数字与笔者的估算出入甚大,可能是选取的标准不同所致。本文所说的“美国史论著”是指中国学者写作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历史书籍和论文,而不是与美国相关的所有图书和论文。

[35]檀有志著:《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④黄安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以1998年发表的文章为个案分析对象》,《学术界》2000年第2期,第226页。

[36]王玉华著:《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模式的转变》,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

⑤《二十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南开史学》1988年第l期;《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论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国内政策》,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评西奥多·罗斯福》,载张友伦等主编:《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7]玛雅主编:《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⑥韩铁教授近年来发表的法律史和经济史论著,提升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水平。

[38]白雪峰著:《冷战后美国对东南亚的外交:霸权秩序的建构》,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二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

[39]程皖著:《美国对约旦外交政策研究:1946-1969》,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在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十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问题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中国现实和美国现状的关切与思考。这种透过现实来介入历史的研究路径,一度被当做美国史研究的正途。在1978年以后,研究人员最初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政治意义来界定学术价值。当时美国史研究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在理论、材料、方法和观点的层面来实现突破,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以当时的研究条件而论,似乎也不可能关注这类问题),而是要转变对美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即承认美国有“自己立国的特长”,承认美国历史并非都是黑暗面,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①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损害是如何之深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此后美国史研究的困难是如何之艰巨。

[40]许加梅著:《美国对东欧政策研究:1948-196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如果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看待美国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结论并不吻合;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无法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这一反差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困惑,也激发了讨论的愿望。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这方面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刘绪贻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写道:“我们的理论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帝国主义正迅速走向没落,即使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面对这一“严肃的挑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相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发展这些原理,而不能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论点”的束缚。也就是说,要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在采用经典作家的概念体系的前提下,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表述,从而“寻绎出某些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帮助“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②讨论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③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需要“有点勇气”,“不能计较个人得失”。④

[41]郭洁著:《匈牙利事件:美国的政策与反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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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金海著:《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①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7、21页。

[43]朱明权著:《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②④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44]郭永虎著:《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③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其他各卷的“著者说明”中都有同样的词句。

[45]韩克敌著:《美国与苏联解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批判式的表述,对具体问题则以特定的政治标准进行评判,形成了许多带有极左色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中,这些问题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有许多“翻案文章”要做。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很受重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追踪美国史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前沿研究,也不是讨论新政所牵涉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政重新定性。这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史研究的特点:问题意识不是产生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牵涉的现实政治。以往对新政大体是否定的,或至少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热潮。①类似的“拨乱反正”工作,直到上个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承认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史上的贡献,但又指责他“革命不彻底”,其思想“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出自“极左思维”的论点亟待纠正。②

[46]张健著:《自由的逻辑:进步时代美国新闻业的转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如果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问题,那么探索美国迅速发展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现实需要。在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尽快发展的问题,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度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有关论著纷纷面世。③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主题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据会议论文集的“编者说明”称,“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乃是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更为远大的目标”,因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④在此前后还产生了一批关于美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成果。⑤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出现了关注美国西部史和“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的兴趣,仅2000年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就有近40篇之多。

[47]魏啸飞、陈月娥编著:《美国文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给美国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农业史、西部史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尤其如此。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命题,不仅为中国学者讨论美国西部史、农业史和土地制度史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还是选题的直接来源。一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著作提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是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历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宗法式的小农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⑥一位研究西部土地制度的学者提出,列宁的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至今仍具有科学性”,但他的某些概括“与美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结论”,而应“进一步阐明并丰富‘美国式道路’的深刻内涵”。他在“美国式道路”的框架内,对西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探讨。⑦一部论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著作,其主旨在于“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来说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⑧这显然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在美国工运史的写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直接,引用经典作家言论的频率也高出其他课题的著作。⑨

[48]程皖著:《美国对约旦外交政策研究:1946-1969》,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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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檀有志著:《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①具体情况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13——114页;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62——163页。

[50]汪树民著:《超级大国的弱势群体:战后美国贫困问题透视》,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②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51]王永红著:《美国贫困问题与扶贫机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③具体情况参见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7——158页。

[52]刘子奎著:《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53]白建才著:《“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⑤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少华:《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4]周琪著:《美国能源安全政策与美国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⑥张友伦:《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10页。

[55]房建国著:《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⑦黄仁伟:《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56]朱明权著:《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73-197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⑧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57]桑颖著:《美国对外援助中的私人志愿组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⑨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8]杨明光著:《利益集团与美国中东政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还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带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意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积累单薄,因而没有人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比皆是。所谓“研究空白”,通常是参照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界定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美国史学界已有多少研究成果,只要中国学者没有涉猎,或者美国学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合中国的需要,就被作为“空白”对待。刘祚昌教授谈到,他“决心写杰斐逊传的首要原因”在于,杰斐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杰斐逊传记”。①张友伦教授也说,他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除了这一领域与他以往从事的国际共运史存在联系外,同时还感到,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史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完全没有人研究美国工人史,就是很不正常的。②吴金平教授选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史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③

[59]谢华著:《冷战的新边疆:美国第四点计划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近期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比较注重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以及问题与史料的关联程度,而主要不是透过“中国的需要”或“美国的现状”来确定研究的必要性。王晓德教授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可是我们较少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④。也就是说,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而又未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作者选取这样的课题,首先是缘于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把握,而不是受到当前美国外交动向的启发。较近的一本讨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专著,没有用“美国式道路”这样的宏观理论来组织解释框架,而侧重土地问题本身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⑤有的学者在谈到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动机时,只是简略地交代说,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而他本人一直对此有浓厚的“学术兴趣”。⑥在“现实需要”之外补充“学术兴趣”,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学术”意识的觉醒。

[60]顾国良著:《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史研究者忘记了现实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实际上,过去30年里,无论在领域、课题和路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需要”和“现实关怀”始终是影响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⑦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界定“社会的需要”时,可能会参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有关部门的指示,但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种理解和判断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就美国史研究而言,“现实关怀”通常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构成:一是通过对美国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通过对美国过去的了解以更准确地了解今天的美国,从而有助于开展与美国的交往,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

[61]赵学功著:《当代美国外交》(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杨生茂教授在1989年观察到:“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⑧这种现象不独限于某次学术会议,许多研究人员在界定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现实的维度。刘绪贻教授在谈到编纂六卷本《美国通史》的背景时写道:1979年参与编写计划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以至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⑨。这种阐述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的思路,同样见之于

[62]冷雪梅著:《“伊拉克门”研究
美国武装萨达姆政策解密(1980-1994)》,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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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余志森主编:《美国多元文化研究——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关系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①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64]叶凡美著:《“国内改进”与美国国家构建(1801—183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②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65]王涵著:《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治理(1980—1920)》,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③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第6页。

[66]代保平著:《战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研究(1945-1966)》,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④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页。

[67]任李明著《威尔逊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⑤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68]刘云著:《美国与西亚北非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⑥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Ⅲ页。

[69]刘铁娃著:《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美国的国际组织影响力探析(1945-20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⑦华庆昭:《“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70]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⑧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l08页。

[71]张晓莉著:《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改革与民主输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⑨刘绪贻:《6卷本<美国通史>诞生记》,《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135页。

[72]李庆余著:《美国崛起与大国地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其他许多论著的“前言”或“后记”中。杨生茂教授编纂美国外交史,丁则民教授研究美国西部史,刘祚昌教授研究殖民地史和撰写《杰斐逊传》,都带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都以某种“重要的现实意义”来界定自己著述的价值。①

[73]邓红洲著:《控局: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决策》,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

年轻一代学者对于自己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样抱有很高的期许,甚至觉得针对某种现实需要来进行研究,乃是一种社会责任。王旭教授在解释自己何以撰写一部美国城市史时说,国内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但对于外国城市史却不甚了了,误解颇多;这使他感到自己作为专攻外国城市史的学者,对推进城市化研究、满足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②。任东来教授在谈到他何以从美国外交史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的动因时表示,他感到“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同时,“作为身处一个法制远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会中的观察家,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③在这里,对学术现状和社会现状的双重“现实关怀”,成为促使他调整主攻方向的主要动因。

[74]满毅著:《在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移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即便是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在看待自己著述的意义时,也没有忽视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执教于美国的王希教授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谈到,深入研究美国宪法史,对于中美两国交往中的“知己知彼”、“建立真实持久的深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只有在对美国宪法有了“比较清楚而准确的认识”以后,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④旅美的韩启明先生著有一本叙述美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启发、开阔我们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视野和思路”。据他自述,全书的主旨和各章内容的安排,大多源自他回国的见闻以及由与美国对比而引起的思索。⑤

[75]夏立平著:《冷战后美国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现实关怀”的最终指向,乃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或施加影响。黄安年教授在谈到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意义时,明确表示要为中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⑥王岽兴博士研究内战后美国南部社会的变迁,认为真正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具有借鉴意义的不是美国西部史,而是南部开发和发展的经验,因为美国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都是落后地区,两者的重新开发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借鉴。他在书的结论中,基于对美国南部开发经验的阐述,就中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若干建议。⑦陈奕平教授研究美国当代人口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解当今美国社会,为中国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⑧有的时候,社会对某些美国史论著的现实意义的诠释,可能出乎作者本人的意料之外,这种诠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作者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的认知。资中筠研究员谈到,她在撰写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时,“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书出版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这一情况促使她在再版时补写了一个长篇后记,着重阐述了研究美国基金会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他山之石”的功效。⑨

[76]王泽壮编著:《美国史十六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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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路则权著:《美国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①参见杨生茂、王玮、张宏毅:《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31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第393页;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刘祚昌:《杰斐逊传》,第3页。

[78]万晓宏著:《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1965-2012》,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②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记”,第363页。

[79]汪舒明著:《大屠杀记忆与美国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

③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607页。

[80]杜雁芸著:《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

④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81]黄绍湘著:《美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⑤韩启明:《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启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82]陈积敏著:《非法移民与美国国家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⑥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8——509页。他在结束语中还就如何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建设,提出了10条建议。见该书第533——535页。

[83]李超民著:《大国崛起之谜:美国常平仓制度的中国渊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⑦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74页。

[84]吴耘、杨玉圣、胡晓进编:《读书的学问:任东来教授书评集》,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⑧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85]资中筠著:《美国十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⑨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21——350页。

[86]周琪著:《美国对外援助:目标、方法与决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不过,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意义自不待言,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说,“现实关怀”是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以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为例说,中国的美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现实需要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这种“现实关怀”“同时也是使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点,并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前提”。①但另一方面,“现实关怀”也可能带来“借史议论”的消极后果。所谓“借史议论”,是指研究人员“在草草陈述史实之后,便十分心切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信这些见解能对中国有所裨益”;但这样做的效果“却十分可疑:不仅使历史研究偏离了学术规范,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实证研究,所发议论也多流于泛泛,甚至谬以千里”。②这显然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87]周素勤著:《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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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惠春琳著:《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1931-194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①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89]曾向红著:《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

②李剑鸣:《民主的考验和考验中的民主》,《读书》1999年第2期,第26页。

[90]李军著:《自由的新生:美国内战风云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三理论取向与方法探索

[91]林立树著:《美国通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949年以后,在整个史学领域,甚至在所有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知识领域,都形成了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性意识形态③话语;而在美国史领域,除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外,中美之间的敌对以及冷战的格局,使得研究工作不可能成为一种纯学术的活动,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美国历史写作具有显目的政治色彩。权力关系和政治性意识形态不仅塑造了认识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和评判具体问题的标准,而且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整套话语。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写作,在1949年以后开始形成,在“文革”后期趋于登峰造极,至今似乎还没有完全绝迹。在197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美国史研究中一个至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束缚,摈弃把政治话语当做学术话语的做法,在尊重美国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构建新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92]梁霄羽著:《美国简史》,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

在美国史写作中,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过度政治化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过苏联人复述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二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政治性报刊的社论;三是美国“进步史学家”,如威廉·大众特、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四是苏联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论著。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前两个来源渗透到了所有的人文知识领域;而美国“进步史家”的论著,则主要是一个材料、史实和具体论点的来源。对中国的美国史基本框架影响最为深巨的因素,无疑是苏联史学。

[93]汪小平著:《美国对台政策的起源与演变(1941~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中国的美国史写作的话语元素和褒贬准则,有不少直接来自苏联的美国史著述。上个世纪50年代后,多种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作相继译成中文,而在中文美国史读物十分稀少的年代,这些书籍就成了任何想要了解美国史的人的必读书。从这些书籍中,能够大致看出苏联学者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历史科学”是一种“党性的科学”,美国史研究承担着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任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内战和重建结束以前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此后资本主义转入腐朽和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美国历史的主线,美国社会的“弊端”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表现,美国历史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人民大众忘我革命斗争的结果”;美国政府乃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其内外政策都是为“资本”服务的。④苏联的这种美国史解释模式和话语系统,不仅见之于专门的美国史论著,而且通过世界史教科书和其他史学著述,渗透到中国史学当中。当时中国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使得中国学者可以不加辨析地吸纳和采用它们。据刘祚昌教授回忆,他刚开始研究美国史时,“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儿一样,是靠苏联的研究成果这个拐杖搞研究的——当时对于苏联的东西,是亦步亦趋,不敢越出它的藩篱一步”⑤。刘绪贻教授也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美国史,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

[94]潘亚玲著:《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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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贺艳青著:《朝鲜战争前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共政权”的认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③在任何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中,都有某种意识形态;而且通常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官方的、民间的、社会性的等等。此处用“政治性意识形态”来指由某种政治权力塑造、以有利于该政治权力运作的意识形态。

[96]郭威著:《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④祖波克:《美国史纲》,苏更生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叶菲莫夫:《美国史纲》,庚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易沧、祖述译,上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桂史林、祖述、易沧译,上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

[97]金卫星著:《经纬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

⑤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

[98]闫金红著:《解读难民政策:意识形态视阈下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主义的影响的”。①虽然在中苏交恶以后,对于苏联学术的怀疑乃至批判已经开始,但主要是不同政治和外交立场之间的分歧,而不是学术性讨论,并未动摇苏联史学话语在中国史学园地的根基。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完稿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他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缺点”,但书中“也可以看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某些影响”。②

[99]马凌著:《美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政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经过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所改造的美国史知识,旨在肯定和维护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在表述上与当时通行的政治话语具有亲缘性和同一性,同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及报刊政论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学者批评中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史的叙述中存在贴标签的现象,用“一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流行的词汇和术语来构建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③这只是当年中国美国史学的一斑。其实,问题的症结还不仅在于用政治语汇来掩盖或曲解史实,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研究人员头脑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在谈论美国历史上的任何问题时,都要插入一些自认是为“政治正确性”或“政治安全性”所必需的“套话”。这样的“套话”直接取自论者长期熏染于其中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它们无须论证,也不容置疑。有时,具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的人,还可能用排他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与自己话语系统不一样的论著,以政治标准划线,对它们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

[100]王茂生著:《美国宪法禁酒修正案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2014.

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话语体系,其主干为一系列公式化的表述。这些公式化表述以“独断论”的面目出现,所用概念、术语和标准都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把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装入少数几个整齐划一的盒子里。例如,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危机与弊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改革乃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④在美国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措施必定是“以维护资本根本利益为目标的”,他们的“缺点”或“失败”无一不是其“阶级的局限性”所致。⑤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所提到的“镇压内乱”,无疑是旨在“镇压人民革命运动”。⑥对于美国史学论著的评价和取舍,也往往依据这类公式进行:凡与公式相悖者都属于“资产阶级史学”;任何与公式不符的说法,则是“错误的结论”或“不健康的观点”。⑦

[101]梁志著:《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下,学术和政治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使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为政治权力介入学术打开了门户。这样也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用高度概括的政治性语汇掩盖甚至抹杀复杂多样的历史实况。这种方式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中“言必有据”、确立事实关联等基本规则,使精微而复杂的历史判断变成了简单而绝对的政治评价,不仅妨碍对史实真实意义的理解,而且经常导致对史实的歪曲。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内涵随之变化,它对学术的支配性影响也逐渐减弱。同时,整个学术风气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一切都对美国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102]张永红著:《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及其社会应对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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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李国庆著:《美国第三次三K党运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①刘绪贻:《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书屋》,2007年第2期,第4页。

[104]赵轶峰著:《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与美国政治文化》(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②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9页。

[105]何顺果著:《美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③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0页。

[106]侯学宾著:《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④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11页。

[107]史澎海著:《“第四种武器”:冷战期间美国对中东国家的心理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⑤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48页。

[108]周毅著:《美国历史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⑥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109]汪婧著:《美国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⑦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13页。

[110]李胜利著:《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百年:历史经验与世界性影响》,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变化的起点是摒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始终相信,美国史研究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具体研究时,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偏向,如果不加纠正,就不可能获得对美国历史的真实认识。这些偏向包括:把对经典作家语录的熟悉程度,简单地看成是“理论水平”高低的体现;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自己就是这种正确的理解的代言人,凡与自己的理解不合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采取“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启示;忽视具体语境,把经典作家具有特定所指的说法,泛泛地用于一切历史场合;直接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作为论述具体问题的证据,或者直接作为自己的结论。高频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而不考虑语录和研究内容的相关性,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论著的共有特点。有的书平均每5页就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还有的书中1/3的引文为经典作家的语录。要纠正这类偏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致到1993年,罗荣渠教授还感到,“由于‘左’的影响,在前些年的中国史特别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比较严重”①。

[111]王明芳著:《冷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不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过程,一切都是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变化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李慎之先生谈到,罗荣渠教授的治学道路以70年代末为分界线,有明显的“转折的痕迹”②。其实,对于许多在1978年以前开始涉足美国史领域的学者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另一次转折。对比他们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论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转折的迹象。1982年,杨生茂教授发表了关于特纳史学的论文,该文取材广泛,构思精巧,视角别致,但表述方式和论点带有当时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烙印,侧重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来解释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特纳假说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③1999年,他推出了构思多年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以美国史学和思想的流变为背景,以纯粹学术的话语对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④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论述美国内战史的著作中,反复使用了“革命战争”、“革命成果”、“革命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伟大真理”这样的词汇,写作带有当时常见的政论风格。⑤在12年后,他的《杰斐逊传》问世,从中看到的不再是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词汇、语式和评论,而是具有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感的评价标准。⑥张友伦教授分别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中期的两篇关于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其内容和行文都判然有别:前者基本上依据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论述,后者则未引用一条经典著作语录。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表述话语,前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的最好例证。

[112]王毅著:《美国简史》,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不过,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并不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而是相当艰难而曲折的。有些研究人员养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并且产生了某种寻求政治保险的本能。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反复,中美关系发生波动,就会有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人立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满足特定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直到本世纪初,在有些美国史论著中,政治性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113]胡晓丽著:《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1949-1989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然而,这种趋势一直在向前推进,而且为理论的多样化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国内社会科学逐渐兴起,译介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情始终很高,美国史研究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当中,愈益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的自觉意识。王旭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在采用“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⑧戴超武教授力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全面研究”⑨。王立新教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想

[114]苑爽著:《“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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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陈文干著:《美国大学与政府的权力关系变迁史研究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①参见刘绪贻:“美国现代史丛书序”,见韩铁:《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8页;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3页。

[116]沈本秋著:《理想与现实之间美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以美国的香港政策为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②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第2页。

[117]戴长征主编:《冷战后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③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9——68页。

[118]资中筠著:《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④杨生茂:《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18页。

[119]满运龙著:《美利坚政制之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⑤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20]郑永田著:《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⑥刘祚昌:《杰斐逊传》。

[121]李黄骏著:《国家规模与政治构建:美国宪法讨论中的政治思想》,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⑦张友伦:《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张友伦:《美国农业的两次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两文见张友伦:《孔见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8——331页。

[122]张威著:《1971年南亚危机与美巴关系——冷战时期地区危机与大国战略的互动性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⑧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23]生键红著:《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的华工》,上海:中西书局.2015.

⑨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4页。

[124]赵学功著:《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象”、“他者”、“国家构建”、“国家身份”等理论和概念,解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各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阐释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①不过,中国缺乏成熟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例,因而中国学者取法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学者。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体,探讨一个国家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反映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他承认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启发。②

[125]曹茂君著:《美国崛起的制度基础:美国进步时代法制变革》,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美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欠缺,就是历史主义意识淡薄。所谓“历史主义意识”,是指把具体的人和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看待,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来理解史实的本来意义。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但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加以长期缺乏必要的史学训练,“历史主义意识”居然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稀缺之物。在1978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许多研究人员对于史学著述与政论时评的界线没有清晰的意识,把“借史议论”当成了治史的正途,在讨论问题时忽视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上一个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关于林肯与废奴主义的热烈讨论,今天看来,其起因就是某些论者不顾历史语境,把作为特定历史名词的“废奴主义者”泛化为一切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的称号,从而提出了“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历史”的问题。③另一种现象是,论者预先设立一个标准,然后从历史中选取材料来填入这个标准中,符合者得到肯定,而不符者则遭受苛责。例如,用“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套”美国革命,发现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废除奴隶制,没有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也没有实行无偿分配公地的政策,于是就把它定性为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126]王箫轲著:《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出现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回归。也就是强调历史学的学科主体性,重申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坚持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基本守则,分析问题时考虑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不再沉溺于浮泛而过度的议论。在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中,长期流行以“积极”和“消极”、“进步”和“反动”这种抽象的政治标准来为历史人物分类,对于“反面人物”往往痛加指责和抨击。现在,这种情况愈益少见。以美国内战史研究为例,在以往的论著中,南部奴隶主只是一个配角,他们不仅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道德上的罪人,他们发动内战乃是螳臂当车的狂妄之举,他们的失败则是其应得的历史惩罚。④王金虎副教授的新著打破了这一范式。他在书中不仅以南部奴隶主为主角,对他们何以走上战争之路,以及战争的手段一步一步损害战争的目的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把他们视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⑤这种对历史上的“道德罪人”和“失败者”的“了解之同情”,可以说是历史主义意识趋于成熟的反映。较之简单的政治或道德是非的评判,这样做的难度其实要大得多。

[127]钱满素主编:《自由的刻度:缔造美国文明的40篇经典文献》,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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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孙隆基著:《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①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56——173页。

[129]钱满素主编:《绅士谋国:美国缔造者》,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②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

[130]徐国琦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猫头鹰出版社.2018.

③主要有刘祚昌:《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9——23页;霍光汉、郭宁杕:《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与刘祚昌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第82——85页;黄绍湘、毕中杰:《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商榷——兼论评价美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144——153页;黄颂康:《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讨论》,《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69——73页;严钟奎:《林肯是废奴主义者吗?》,《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73——76页;李青:《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76——79页;王洪慈:《林肯是废奴主义者》,《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82——85页;罗徽武:《林肯与废奴主义》,《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第105——109、88页;蒋劲松:《林肯最终成了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益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第30——33、36页;杨蕙萍、霍震:《林肯与<解放宣言>》,《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37——42页;李青、夏晓蓉:《关于林肯对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态度问题的再讨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17——122页。

黄安年有关美国问题编著译简介(1980-2017)

④刘祚昌:《美国内战史》,第611——612页。

图片 4

⑤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重点参见第357——378页。

本次汇总整理工作得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黄安年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石庆环教授(辽宁大学)、韩宇教授(厦门大学)等老师的指导,特致谢忱!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王立新教授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有新的尝试。他采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吸收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论,借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工具,“把国家看做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文化体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视为传播情感、价值观和实现民族理想、追求的过程”,“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过程,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认知理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并采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和模式分析方法,通过“意识形态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和“跷跷板模式”,论讨了意识形态对美国核心外交理念的塑造以及对具体外交举措的影响。该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默认也有别于传统方式,它不是把意识形态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被动反映或投影,而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认为它对现实世界的行动者及其具体行动有着直接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这种理论默认来自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理论。该书后面的参考书目中,列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20世纪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重。①

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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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江西师范大学团队

①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参见第1——43页。

编 辑:杨洁 责任编辑:杨长云

四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

编 审:张勇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杨生茂教授在1987年提到,要重视资料的占有,重视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特别强调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②这些话在今天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似乎是一种超前的想法。本来,基于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乃是治史的基本要求,但在美国史研究中,由于资料匮乏,加以研究者长期奉守“不和外国学者拼史料”的信条,这种实证研究就始终无法开展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殷弘教授在《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一书中,当解释为什么选取1954——1968年作为研究时段时写道:“这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可以依据业经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用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时期。关于1968年以后的美国对越政策史,目前尚无类似的第一手史料供学者利用。”③这一段简短的文字表明,作者意识到只有那些既具有历史重要性、同时又有基本的原始文献可供利用的问题,才可以进入选题的范围;只有从材料出发,从大量第一手文献中发现问题及其答案的方法,才是“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但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外国史研究风气中,这种中肯的意见更像是一种“别调”。《世界历史》为纪念创刊100期,曾于1993年第3期刊发一组笔谈,参加者多为当时知名的世界史专家,但所有文章都关注史学观念的转变和发挥世界史学科的作用,没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根据历史学的特性,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提升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水平。

责任编辑: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人员不愿意利用第一手材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研究条件十分有限,可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寥寥无几,如果强调只有基于原始材料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许多人就只能放弃研究工作。对于多数研究人员来说,能够引用英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就是难能可贵的了。1983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收录文章28篇,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段,作者多为当时国内美国史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所有文章的注释共计1341条,引用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书籍、报刊共79种(其中约30种为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资料),在引文中所占比例很低;而绝大多数引文来自马列著作、一般性美国史书籍和论文,包括部分教科书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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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杨生茂:《探径集》,第271——273页。

③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同时也不得不指出,有些研究人员长期没有意识到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反而相信中国学者以先进的理论来指导美国史研究,这比片面注重史料的美国学者更有优势。这种观念妨碍了对原始资料的搜求和利用。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以所谓的理论优势来掩盖材料的贫乏,借助一套不同于美国史学的话语和概念,对美国学者阐释过的史实加以筛选,或重新排列,或另作诠释,甚至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一个特色。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各种资助到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回国以后所发表的论著,在材料方面并没有显示出重大的变化,所引用的仍然是一般性著作,不仅原始文献甚少,即使对二手文献的质量也未加甄别,夹杂许多过时且平庸的书籍。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大为改善,但许多论著却远远没有穷尽国内所能找到的相关材料,甚至连一些许多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基本史料,也没有加以利用。例如,有的论著在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时,不去参考麦迪逊的记录以及批准宪法的各种文献,而主要依靠一般性的资料选集或通论性的书籍。其实,在最近十多年里,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都可以找到不少关于美国制宪的基本材料。

尽管如此,原始材料的利用情况在整体上还是趋于不断改善的。在利用原始材料方面引领风气的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早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初期,罗荣渠教授在论述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的文章中,就引用了不少原始文献。①到80年代中期,时殷弘教授的《尼克松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本。这是一部只有100页的小册子,而引用政府公文和外交文件集13种,当事人回忆录和著述8种,当时的报纸和期刊13种。②这种对原始文献的重视和大量利用,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进入90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以及其他政府公文,在美国外交史论著的注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崔丕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一书,引用了多种当时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已刊外交文件和其他政府公文,并对不同来源的原始文件加以比对和鉴别,还在书后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分类目录,以利于其他学者的使用。③这些论著所利用的主要是公开出版的外交文件和缩微胶卷,而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进行研究而取得成就的学者,当首推华庆昭教授。他为了写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不仅利用了公开出版的原始文献集、回忆录、日记和报刊,而且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到美国和英国的档案馆从事研究,广泛收罗了杜鲁门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相关大学图书馆所藏官方资料和个人文件。④他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不仅构成自己著作的基础,而且还为后来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这本书是中国学者实质性地利用原始材料写出的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著作,其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博士论文,在第一手文献的利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⑤

相形之下,在美国史其他领域,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就显得相当滞后。许多研究人员既缺少外交史学者那样强烈的史料意识,更没有像他们那样想方设法地搜求原始材料。在多数外交史论著或多或少地引用原始材料之时,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完全依靠二手或三手文献的境地。在一些论述华盛顿生平事迹的论著中,往往看不到出自华盛顿个人著述的引文,更遑论其他同时代人物的文件或著作;许多专论林肯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林肯文件集或著作集中的材料;有些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的文章,连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也未利用。在1978年以后的近20年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直到本世纪初年,局面才出现了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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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②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中华书局2005年再版)。

④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254页。

⑤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9页;罗宣:《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451页;杨卫东:《扩张与孤立:约翰·昆西·亚当斯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61页。

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获取原始材料的途径变得愈益宽广。近年来,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网络资源的急剧增加。美国在网络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资料开发方面,一直引领潮流,尤其是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发布。美国以外的研究人员因此得以分享这些便利。最近几年,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些原始文献数据库,常见的有EarlyEnglishBooksOnline、EighteenthCenturyCollectionOnline、EarlyAmericanImprints、AmericanHistoricalNewspapers、DeclassifiedDocumentsReferencesSystem等。此外,免费的网上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获取越来越便捷。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免费数据库、archive.org、libertyonline等。有些大学还建有专题性史料数据库,也可以免费获取。对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条件的极大改善,许多学者都表现了高度的敏感和炽热的兴趣。王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史》中,用附录形式列举和介绍了有关城市史资料的网站;①韩宇副教授和罗宣副教授发表专文,介绍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及其使用方法;②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还为研究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其次,研究人员的史料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由于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史学训练,大多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王金虎副教授在写作《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时,使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在网上发布的“美国南部史文献”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数据库中的《南部邦联国会日志》。作者在谈及研究体会时写道:“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除了取决于历史学者个人的治史能力外,还直接受制于史料的数量和价值的高低。”③可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史料的数量,而且还特别强调其质量,也就是原始材料对于解决核心问题的价值。另据朱卫斌博士自述,他前后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但一直对史料状况感到不满意,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论文的质量及篇幅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直到后来,他获得了到香港和美国进行研究的机会,致力于收集原始材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增补,完成了一部史料翔实、立论可信的专著。④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史料的多样性和不同史料的对比鉴别。秦珊副教授研究威尔逊时期的对华政策,她写道:“本书重视原始资料,也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鉴别,弄清哪一种原始资料是可靠的,哪一种可能有漏误。”她使用的方法是“不断地进行交叉检查,将一种原始资料与另一种原始资料对比,英文史料与英文史料对比,中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英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⑤不论她在书中实际落实得怎样,这种理念的出现,足以说明美国史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征兆。

翻检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史论著,的确可以看到第一手文献的分量大有提高。以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上一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著,一般都引用本杰明·希巴德的《公共土地政策史》以及几种西部史著作,有的甚至依靠一般美国史教科书和美国经济史著作中的相关材料,很少有人研读过西部土地法令的原文和国会的相关辩论材料。2003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一书,则利用了大量美国早期的政府文献和私人通信,特别是全面检视了美国所有相关法令的文本以及国会相关的辩论记录,梳理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和意义,校正了许多理解上的偏差。作者从中体会到,“直接以原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同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从别人的著作中间接得来的材料,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可能被误导”⑥。在其他课题上,使用原始材料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梁茂信教授的《都市化时代》(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列原始资料有72种,他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书后所列政府文献更多达100种。又如,陈奕平教授的《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主要依据从网络获取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写成。更值得一提的是韩铁教授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完全依据原始材料写成,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档案、口述史材料、政府公文以及多种手稿。作者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的。这表明,只要条件具备,而且肯于钻研,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具体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写出具有新意的论著。

不过,上面列举的著作,在近年的美国史研究中仍属凤毛麟角。就原始材料在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点缀性利用和实质性利用两种情况。所谓“点缀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原始资料仅仅作为二手材料的补充,或仅用于讨论枝节问题,对于主旨的阐述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另外,引用原始材料来复述已经清楚的史实,或者论证前人提出的结论,也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实质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原始材料,并通过深入钻研原始材料而提出新的结论。迄今为止,已发表的美国史论著大多属于第一类。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能点缀性地使用原始材料已属不易;但长期停留于这种地步,就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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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旭:《美国城市史》,第360——362页。

②韩宇:《网上美国史资源概述》,《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罗宣:《网络时代史学研究手段的革新——试论学术性数据库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

③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④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293页。

⑤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⑥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此外,在美国史写作中还长期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在专著和论文中引用美国史教科书、甚至国内出版的世界通史教科书中的材料。教科书反映的是一般性知识和观点,主要依据史学界的各种专门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如果专著和论文反过来引用教科书,显然是一种违背史学写作常规的做法。在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引用教科书乃是可以理解的;而近年来资料条件大为改观,如果依然轻率地引用教科书,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研究不负责任的行为,无异于“自贬身价”。不仅不能引用教科书中的材料,其中的观点也不能作为商榷和讨论的对象(指出书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不在此列),因为这种层次的讨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多数研究人员只能阅读英文材料,如果遇到其他语种的材料,就感到束手无策。而且,即便是精通英文,在遇到文化含量较大而且语境复杂的史料时,也容易发生误读、曲解和误译。①在近年一些使用原始材料较多的论著中,曲解和误用史料的情况并不罕见。看来,在材料趋于丰富以后,如何准确地解读材料,恰当地运用材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需要加强史料学、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训练,增强语言能力,提高语境意识。另外,还要注重翻译能力的培养,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因为任何材料都不能原文照录,而必须译成中文方能引用。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是,研究人员对待第二手文献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般作者涉及二手文献的目的仅在于转引其中的材料,而对其主旨、论点和方法则不够重视,也很少就课题进行学术史梳理。有一些与美国学者商榷的文章,实际上是任意选取美国学者的某些论点加以反驳,而没有考虑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学术语境,也不关心美国史学界是否就此展开过讨论。最近20年来,研究人员开始重视课题的学术史,越来越多的论著在“前言”或注释中评介以往的研究,借以明确自己探讨的基点和方向。早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时殷弘教授就在《尼克松主义》一书中,用注释的形式就“美国著作界对尼克松主义的研究”进行评述。②刘祚昌教授在《杰斐逊传》的“自序”中,对于美国学者整理杰斐逊文献以及撰写杰斐逊传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评论,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缺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构想。③90年代以来的变化更加显著。石庆环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在“序言”中详细列举相关书目,并对重要的论著进行评介。④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对美国南部史的大致脉络进行了梳理。⑤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在“前言”中对相关重点著作进行评述,指出其长短利钝,并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⑥韩铁教授在一篇关于美国早期法律变迁的论文中,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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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北美殖民地抵制英国征税时提出的“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的口号,国内许多论著译作“无代表不纳税”或“无代议士不纳税”,就是扭曲史料原意的一个突出例子。当时英美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应不应当纳税的问题,而是谁有权征税的问题。英国政府认为征税权乃是议会主权的一部分,是英国对殖民地管辖权的象征;而北美殖民地则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选出的本地议会才有权征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英国议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可见,对殖民地来说,征税权实质上是一个自治权的问题。同时,征税权也体现了殖民地居民对权力和权利的关系的理解:合法的权力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并以不侵害人民的权利为限度;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的法令,并没有得到殖民地居民的同意,因而不是“权利之法”(actofrights),而只是“权力之法”(actofpower)。只有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征税问题会成为引发殖民地与英国激烈冲突的导因。另外,就语义而言,“taxation”指的是“征税”(theactorsystemoftaxing)或“被征税”(thefactofataxpayerorcommoditybeingtaxed),而不是“纳税”(payingtaxes)。可见,“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应译成“无代表不得征税”,才符合其原意。

②时殷弘:《尼克松主义》,第2页及各章注释。

③刘祚昌:《杰斐逊传》,第4——11页。

④石庆环:《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

⑤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第15——18页。

⑥梁茂信:《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4页。

开自己的论述。①一些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成书的论著,大多有相当的篇幅评述相关的研究状况。②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美国史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基础。即便是那些基于二手文献写成的论著,也是美国史研究发展道路的必要铺垫。由于材料、方法、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有些论著同美国史学界早出的同类成果相比,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它们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见证和记录,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的学术积累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积累的不断增厚,美国史研究中就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困难无疑还是很大的,因为本土资源的积累相当薄弱,这一状况长期以来一直限制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在今后一个时期,局面可能还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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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

②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0页;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第4——10页。

五最新动向与前景展望

综观以往30年的美国史研究,其最大的局限表现为选题过于宏阔,材料过于浮泛,缺乏专深的研究,热衷于讨论长时段、大范围的问题。对这种欠缺,一位曾在中国任教的美国学者也有所观察,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③中美两国史学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一个领域要进步,就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课题着手,进行深入而彻底的研究。美国史学在19世纪末进入专业化的阶段,那时正是专题研究兴起的时期。在中国史学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也有学者倡导开展“窄而深的研究”。当然,选题的规模要适度,要切合中国美国史学的实际。题目过大,论述难免浮泛,不能保证学术质量;题目太小,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料,同样不易操作。比较可取的策略是,长期致力于一个具体的领域,从中选择条件成熟的问题做深入而精微的研究。做好小题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大的视野,要做到“小题大做”、“因小见大”,这样才能取得专精的成果。许多专精的成果汇聚起来,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面貌。

选题较小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把研究真正建立在原始材料而不是二手材料的基础上。不能详赡地占有资料,不从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的美国史资料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史学电子资源日趋丰富,使用也愈益便捷。我们现在不仅要重视传统的纸质文献,而且要大力利用网上史学资源。就史料的占有而言,有必要强调“基本史料”的概念。也就是说,基于目前的研究条件,在具体课题上即便不能网罗到全部的史料,也必须掌握关系到核心论点的史料,否则就不可动笔写作。在原始材料的使用方面,我们目前还无法达到美国学者的程度,但可以向国内的冷战史学者看齐。目前中国冷战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主要得益于使用较多的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档案资料。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直接占有和研究原始材料,就永远不会有突破和创新。借用顾炎武的比喻,原创性的研究必须要“采铜于山”,而不能一味地“买旧钱充铸”。④在材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还要注意甄选和鉴别,力求史料的多样性,用多种材料来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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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阿伦·库利科夫:《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史学月刊》2008年的2期,第13页。

④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28页。

做好专题研究,还需要具备敏锐而独到的问题意识,要以问题来引导论述。一篇论文如果缺乏问题意识的支持,或没有理论的观照,提不出有思想冲击力的新见解,就难免沦为“始末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如果要求单纯地进行“史实复原”的工作,的确是强人所难;就目前的研究条件而言,比较成功的例证是借助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视角来探讨老课题,从而取得富有新意的成果。王立新教授所著《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被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研究员赞誉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解释说:“说它新,不是说这一段中美关系先前没有多少成果。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事件都有人研究过,可以说成果是相当之多的。但本书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重新研究……确实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认识,也使我们对本来已经熟识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①从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研究,用新的解释框架来处理老的问题,这可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美国史研究要不断进步,还需要补充新的研究人员,而他们必须通过完善的研究生训练体制来培养。因此,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当务之急。有的学者提出,“未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方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仍然缺少一套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史学原则制定的方案。学生知识结构的偏差和学术视野的狭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读专著和史料,培养学生查找、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运用史料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②一位了解中国研究生教学欠缺的美国学者也认为,采用经欧美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讨班”教学方式,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③这些意见都深中肯綮,富于建设性。除了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外,还应当强化相关学科的训练,使研究生具备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形成具有洞察力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

之所以强调加强相关学科的训练,主要是因为理论薄弱一直是一个掣肘的因素。虽然在美国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理论多样化的局面,但整体说来,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还不具备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理论还没有成为思考和提问的发动机,没有成为培育新见解的温床。研究人员普遍过于关注理论的实用性,急切地借用一些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概念和术语,注重能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引导或启发作用的理论观点,而忽略理论素养的培养。诚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学术和理论的民族性趋于淡化,更加具备“天下公器”的特性,中国学者可以借用各种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滋养和支撑自己的学术思维。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外来理论,中国学术如何能够在视角、方法和解释框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呢?说到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进步,有赖于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学者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关注国际史学的新趋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近20年来,欧美史学中最为突出的新趋向,乃是“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传统史学偏好宏大的题材,擅长讲述以精英人物为主角的故事;“新史学”侧重研究群体、制度、结构和趋势,强调社会、习惯和制度对人的塑造和制约,带有技术性写作的倾向;而“新文化史学”对这两种取向都有所纠正。它比较重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注重人的思想和感知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从“人”出发的研究路径,提升了史学的人文性。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非人化”取向,过于强调制度、技术、阶级、时势的作用,而忽略具体历史角色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可以从“新文化史学”这种人文性的复归中获得启示,校正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同时,“新文化史学”还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在以往受重视的政府公文、国会辩论、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地方史料、公私账簿、财产清单和选举记录等材料之外,又把电影、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日历、课本、家具、歌谣、故事、儿童读物、小说、广告和演讲等资料,统统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我们在研究中固然不能忽视传统史料,但也要留意新材料的价值,不必等到几十年以后再回头加以重视。

欧美史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的变化。“新文化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从“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理论中吸取了不少养分。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如何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中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仅也留意欧美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也要关注国内理论界提供了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既不必盲目地赶理论时髦,也不能对新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外,随着“全球史”兴起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增加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维度。视野开阔,考虑的因素较多,肯定有助于深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以大观小”和“因小见大”,我们可以从“全球视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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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2页。

②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3页。

③库利科夫:《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13——14页。

我们还注意到,近期的欧美史学并不是“新文化史学”的一统天下。实际上,最近几年“新文化史”著作在史学新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而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其他“传统的”课题,仍然有大量论著问世。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为例,近来有美国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①政治史的影响正处于上升之中。当前处在“复兴”中的政治史,受到了“新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侧重探讨美国的“民主历程”,精英和大众并重,制度和文化互补,并在政治叙事中增添了新的分析范畴,视野更加开阔,解释也富于活力和多样性,在美国史学中的声望逐渐提高。②对于多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来说,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值得研究、而且是有条件研究的领域,相关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得,可供选择的课题较多。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外交史、城市史、环境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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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见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ThePracticeof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第90卷第2期,第609页。

②参见梅格·雅各布斯等编:《民主实验》(MegJacobs,WilliamJ.Novak,andJulianE.Zelizer,eds.,TheDemocraticExperiment),普林斯顿2003年版,第1——19页。

③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40页。

当然,在文化氛围、思想倾向和社会状况各个方面,中国和欧美国家都大不一样,史学的趋向和研究的旨趣也有差别,因此,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学者的研究路径。在我们当前的美国史研究中,模仿“新文化史学”或“后现代取向”,既脱离实际,也没有必要。再者,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变化,只有置于欧美理论思潮和史学的整体格局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例如,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反拨;对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视,意在扭转美国史学长期关注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偏颇;对底层阶级历史的关注,是对以往精英史学取向的弥补;强调“全球视野”,只有在国别史研究高度成熟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欧美史学动向漠不关心。相反,美国史研究要提高水平,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史学对话。在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自说白话的学术是肯定没有前途的。对话首先需要有相对接近的研究水平,需要了解通行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娴熟地掌握对话的工具,还要有对话的渠道。我们在选题、材料和立论上,都要充分考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参照本课题的前沿动向来确定探讨的方向。只有这样,中国学者在国际史学论坛上才能有自己的声音。史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国读者,它的世界影响则要求充分体现中国特色”。①杨玉圣教授也谈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特色”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是“必须在论著中体现出中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二是“应特别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史(包括人民之间的往来史)的考察和论证”。②在美国工作的韩启明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的意图时说,要提供一种“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国”的美国经济史读物。③王希教授也表示,在美国宪法史领域,还期待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④。但是,如何才能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呢?王立新教授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是利用中国本土的理论资源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二是用中国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来切入美国历史问题,从而发现美国学者无法看到的历史面相和历史意义”。但他同时又感到,中国可利用的“本土的理论资源”“少之又少”,因而只有借重中国学者的“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但是,这种“独特的眼光和视野”,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来自中国人这一身份,而需要深谙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有“对中国现实的关切”。⑤可见,假设“中国特色”是一个有效的命题,而要形成“中国特色”,肯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成长、不断进步的30年。目前,它已成为一个富有生气、蓬勃向上的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变化,格外令人欣喜和振奋。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他们大多是新近毕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尤其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从选题、文献阅读、史料收集和解读,到论文的写作和修改,在研究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起点无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赶上了一个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的时代,等到他们在学术上成熟的时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当呈现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再过30年,他们中或许有人会写一篇更令人欣慰的回顾文章,来总结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巨大变化和出色成绩。

(承赵学功教授、丁见民博士和侯俊杰同学借阅有关图书,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08—08—31

作者李剑鸣,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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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美国史纲(1492——1823)>——兼谈美国早期发展历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第150页。

②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美国史纲>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9页。③韩启明:《建设美国》,第1页。

④王希:《原则与妥协》,第3——4页。

⑤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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